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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国防大学政委: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           ★★★ 【字体:
国防大学政委: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
——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谈甲午战争
作者:佚名    文章来源:本站原创    点击数:490    更新时间:2014-7-22    

  记者: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。

  刘亚洲: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,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,一个是日本。再往大处看,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。当然,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。对中国而言,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:一、战争失败了,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;二、战争虽然早已结束,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,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。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,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,一个符号。

  制度

  刘亚洲: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,也非陆军之败,而是国家之败。

 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。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。鸦片战争一声炮响,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。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“改革开放”的道路。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,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,另一个则止于外形。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,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。当饭吃的消化了,强身健体;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。德国“铁血宰相”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,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,他指出,中国和日本的竞争,日本必胜,中国必败。他说:“日本到欧洲来的人,讨论各种学术,讲究政治原理,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;而中国人到欧洲来,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、价值如何,买回去就算了。”

  记者: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。

  刘亚洲: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,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。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,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,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。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,谁强跟谁学,而且学得有模有样。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,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,这并不让人惊讶。日本与清朝的对决,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。清朝怎么能赢?

  记者: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,有什么标志?

  刘亚洲: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。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,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:国不知有民,民不知有国。人民只有宗族意识,没有国家意识。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,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,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,对压迫逆来顺受,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。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《支那论》,说中国人“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,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,其他部分没有感觉,仍能继续活着”。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,也不差分毫。但西风东渐之际,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,脱亚效欧,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。人民变成了国民。

  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,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。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。反观大清帝国,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,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。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,甚至不是军人的事。威海卫陷落后,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,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,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,而非参战,理应归还。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。

  战略

  刘亚洲: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。19世纪中叶,西方列强入侵东方,亚洲各国相继沉沦,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。中国发起洋务运动,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。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,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,与日本明治时期那代人,应该同样值得尊重。问题是,东亚狭窄,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,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,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。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,而清朝则懵懵懂懂。日本实现了由传统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上的彻底变革。相反,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。直到国家覆亡,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。

  记者:这告诉我们,任何时候,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。

  刘亚洲:第一位的是要有战略意志。在这一点上,我们要向日本学习。日本是个岛国,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。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,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。

 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、大战略家,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。

  其次是战略眼光。要看得深、看得远。中国的历史,首先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,然后才是自身发展的历史。只有布局天下,才能布局中国。甲午战争既是中日双边冲突,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,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。

  记者:请您谈谈清朝的军事战略。

  刘亚洲:美国人李普曼说,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,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会出现。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:只要存在一条政治疆界,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应该出现。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。军事战略应当服从国家战略。但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,仗打败了,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。

 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,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,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,主要是观念落后。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。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,有饭吃就满足。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。因此,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,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。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,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,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。

  记者: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什么问题?

  刘亚洲:还有两点,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。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的顶层设计。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。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。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、淮军基础上组建的,门户对立,内斗激烈。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,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。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,已然成了官员私产。

  甲午战争中,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力了。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,7名殉国,近3000官兵血洒海疆。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。他们越英勇,就越反衬政府无能,反衬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。

  信仰

  刘亚洲: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。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。文化的核心是精神。精神的核心是信仰。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。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、发展和变异。分析甲午战争,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,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,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,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。甲午战争前,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,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场所,倾听缓慢、悠长、哀伤的二胡演奏,良久,他说:“完了,这个大国完了。”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。

  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,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。丰岛海战、平壤之战,乃至大东沟海战,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,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。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。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,哭哭啼啼。日本人出征的情形,梁启超写过了:“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。”他还说,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“祈战死”三字相赠。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,都以“勿生还”相祝贺。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,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。

  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。春秋时期,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,思想灿烂绚丽,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。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。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,洋洋大观!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。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,如信、义、仁等。秦始皇之后,专制皇权大行其道,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。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,不知道有国。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,因此成了一盘散沙。

  记者:日本似乎也没有宗教。

  刘亚洲:对,日本对外出口一切,但独不输出或输不出宗教。然而,日本人有信仰。日本的武士道精神,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。石原莞尔认为,中国原先也是有“武士”的,但这种“武士”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。中国的“武士”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。武士道最初要学习的就是忍耐、冒险和自杀。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领主的事,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。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。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。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,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。

  记者: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。

  刘亚洲: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。日本侵略中国,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。有一种研究认为,甲午海战时,北洋水师炮的口径大,日舰的炮口径小,但射速快。日军是打人不打船。当4至5倍于清舰射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,给北洋水师造成的肉体创伤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。

  国运

  刘亚洲:甲午一役,是民族之哀,民族之痛,但我认为,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。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,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。在这个瞬间里,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。

  记者:为什么这么说?

  刘亚洲: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。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。1919年因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“21条”,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。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,中国共产党诞生了。从此,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。

 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。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。他们的青年时代,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。启蒙、自强与救亡,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。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。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。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,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。

  记者:请再谈谈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结局。

  刘亚洲: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。甲午战争中国败了,却是凤凰涅槃,一步步走向辉煌;日本胜了,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。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,还尝到了“国运相赌”“以小博大”的甜头,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最后,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,竟然叫嚣要“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山顶”。美国学者研究认为,日本患上了一种“胜利病”,什么仗都敢打,什么国家都敢侵略。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,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。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,挨了两颗原子弹,输得一干二净:交出了朝鲜,交出了满蒙,交出了台湾,除了一个冲绳之外,其它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。种未灭,国已亡,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。这一切,不得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。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来是优点的东西,走到极致,也就滑向了反面。岛民善冒险,总是搞突然袭击。凭借冒险和偷袭,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。滥用这种力量,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。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:“袭击珍珠港的念头,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,但那场地太大了。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,日本总是犯大错误。”

  当下的日本又是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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